一个高中生的自白：在霸凌与漠视中挣扎 我曾是一名怀揣梦想的高中生，如今却成为被校园霸凌、师长冷漠和系统推诿共同摧毁的“问题学生”。我的身心已几近崩溃，维权之路处处碰壁。 高一：霸凌的开始与校方的回避 2022年9月，我进入高一14班，噩梦也随之开始。以张某欣、孟某瑄等为首的小团体，在宿舍推搡、辱骂至凌晨，散布谣言、偷窃作业、恶意起绰号、刻意孤立，使我长期处于精神压抑中。我向班主任郭某翔求助，可他本身对我抱有极大偏见和恶意，不仅不维护我，反而故意冤枉我，在众人面前恶意引导舆论、将过错全推给我，还带头孤立、排挤我。甚至被要求“转班”。家长介入后，校方声称已处理，反而追究我的责任。在持续欺凌下，我出现重度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症状，被迫在高一休学。
复学：更深的陷阱与彻底的孤立 2025年9月，我尝试复学，却遭遇更系统的排斥。在英语老师冯某瑞课堂上，我的试卷和学习资料常“不翼而飞”，新班主任闫某瑶在班会上暗示“不要举报”，并公开要求同学“不要跟我打交道”。我再次被孤立”。面对质疑，校方态度冰冷：德育处张主任称“学校不会有霸凌”，年级主任吴校长甚至反问“有又怎么样”。沟通中，校方一味拖延、扣帽、否认，彻底堵死我寻求公正的路。
系统维权：被敷衍、污名化与拉黑 我转向教育局、12345、公A求助，却始终被推回学校“自查”。教育局工作人员质疑我“定义霸凌”，称申诉是“添麻烦”，暗示我“产生幻觉”，最终拉黑我的电话。而那些施害者与偏袒者，无人承担责任。 在此提出几点质问： 定义权在谁手里？因长期被霸凌欺辱有难过情绪因不想处理就可以轻易定义为精神上有问题吗？ 肆无忌惮给受害者扣上莫须有罪名就可以抹平一切粉饰太平？当霸凌被轻描淡写为“蛐蛐”“误会”“幻觉”当学生的痛苦申诉被定义为“威胁”，当正当维权被污名化为“精神病”，我们还能向谁求助？学校不再是教书育人之地而是批量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厂。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从班级到学校，从教育局到公A，这条看似坚固的“责任链条”，为何在面对一个受伤害的学生时，默契地选择了掩盖、推诿、甚至打压？ 公信力如何重建？ 当每一个本该承载信任的部门都关上大门，当程序沦为敷衍的形式，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对“公正”的信仰该置于何 我的学业荒废，家庭为治疗负债累累。我不求道歉，只希望以自身经历叩问：这套让受害者沉默的体系，还要毁掉多少人生才愿改变？
